可是筷子是筷子啊，它有筷子的使法。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儒家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以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为例，其一方面透过儒学史的梳理和整合，建构起新的儒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同时也说明了儒家仁的理念与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现代价值的内在联系，试图以仁为基础、为依据而展开现代社会价值。
自1980年代迄今，现代新儒学始终都是儒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其对大陆儒学发展的影响，远远超出方克立等人最初的预想。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却是儒学重建更为重要的部分。这次会议可说是对过去教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整体性的反思，跨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成为学界要求客观了解、评价儒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儒学研究于新世纪初以来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一些研究的热点。
总结而言，儒学在1990年代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体现为有关儒学的学术史、哲学思想史的讨论越来越丰富、深入，更体现为学界对传统与现代相对峙之立场的突破和超越，力图从传统儒学中掘发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以助成中国现代化更加健康的发展。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儒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也可能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黄玉顺：我也谈过这个问题。
比如孟子讲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恻隐之心[72]，这与亲情有什么关系？关于亲情伦理的问题，在我的正义论当中所涉及的是第二条正义原则，即适宜性原则。既然我们可以求得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共识，而它又与形上学无关，这就意味着：社会规范的建构、或礼的建构，不一定需要形上学。 [34]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我父亲那一代人，平均生养六、七个孩子。
老师一排下来，都是外国的博士，本国博士极少。它们实际上都是被存在给出的。
其实，在儒家的话语中，德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形下的德，一种是形上的德。合法性是做出来的，不是你拿西方的哲学标准去论证出来的，不必去论证合法性。在中国来说，第一次大转型之前的时代，即夏、商、西周，如果仅仅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标志的话，我把它叫做王权时代。不能说他们先是恋人了，然后才开始谈恋爱，那是讲不通的。
黄玉顺：你刚才讲到公民与君子，我的理解，在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中，从政治哲学这个层面上讲，我们不能要求公民具有君子人格。狭义的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可能比在古代还好，比如基督教在历史上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正面作用。我再简单说一下：过去对三纲五常等儒学基本观念的理解，很多是讲不通的。 [24]见《老子》第一章。
即便对他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但是应该往下走。其实牟先生他讲得那些很简单。
所以，你看刘宗周，他有最封闭的东西，但是也有最开放的可能。黄玉顺：现在小到一个家庭的家长，大至于整个国家，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逐利。
对于人这种群居动物来讲，我们最关注的就是群体生存问题，它表现为社会规范体系的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严格来讲，我们也不是用古代的东西来解释外国的东西，不是这么回事。是注这样的事情，生成了我这个主体性的存在者和经这个对象性的存在者。黄玉顺：他应对的不完全是现代新儒家所应对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纲在当时是适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今天还应当实行三纲这样的制度安排。我觉得儒学在这方面很有把握，非常好。
这样既是广义儒教，又是狭义儒教。收入黄玉顺：《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西方的东西只能解决西方的问题。这就像货币区问题，语言像货币，我认为基本上是个力量消涨的过程。
书教是通过历史来了解一些东西，礼教是通过社会规范、即礼来了解一些东西，两者都是形而下的教化。[66]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
佛家教你彻底没有执著。[73] 儒家所说的仁爱，有缺一不可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差等之爱，一方面是一体之仁。中国哲学进到哲学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世界哲学里头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这就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共同点，一直到牟先生，都是这个思路，毫无例外。
我们以近代以来西方某些国家为例，他们至少在观念上是个体主义的。我求学的时候，硕士、博士在台大，本科是在师大。
然而在他看来，唯有通过此在的生存才能通达存在。做一个中性的描述就是：个体性的凸显。
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和毛泽东、蒋介石所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儒家与帝皇专制之间有一个相依而相持的关系，但是相互依持而又相互对抗的关系。
这个普世性是一种多元的普世性。首先，宰制性的政治连结的瓦解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它一直阴魂不散地要回来，或者说它根本还没有死。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叫做《注生我经》[13]。我认为，后现代之后也有很多的时间意识，后新儒学之后时间意识更多，用傅伟勋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继承免不了要批评，是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
他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明就里，把反儒学当作反帝制，把反文化传统当作反威权。
因此，第三，21世纪的儒家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黄玉顺：我刚才送你那本书《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83]，我从这儿说起。
其实，关于儒教，我的赞成和你的反对，也不是你我观点完全不一样。林安梧：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存在相遇中的当下彰显，话语本身相遇中的彰显。
